在英、美西方等国家，与“科普”一词意义最接近的一种说法，也许是“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即“公众理解科学”。最近，由马丁W鲍尔、尼克阿勒姆、史蒂夫米勒三人，在国际知名的科普研究期刊《公众理解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25年的公众理解科学调查报告告诉了我们什么？阐释和扩展议程”的论文。该论文回顾了最近25年来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追溯了三种科普研究范式，并在与境化调查研究、寻求文化因素、整合数据源以及作纵向分析等4个方向提出了阐释和扩展研究议程。

　　最近20多年来，公众理解科学已经从最初的咨询领域，或多或少地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学、传播学以及科学政策分析。关于“缺失模型”的争议及其本质上的定量研究方法以及一些问题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比如，公众理解科学研究者们的调查研究服务于政府、商业和科学协会等诸如此类发起者，而没有从公众的角度出发，因此他们必然假设公众在知识、态度或信任上处于缺乏状态，从而只能提供一种被“修饰”过了的解决途径给受众等等。

　　按照年代顺序大致包含三种研究范式：“科学素养”、“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与社会”，并将每一范式的关键特征都归因于某种缺失。每种范式都提出了特定的问题并提供倾向性的解决途径。这些范式并不是相互替代的，而是持续推进的。

　　“科学素养”的概念建立在两个推理上：第一，Z6尊龙凯时官方网站科学是知识文化主体的一部分，人人应熟知。科学教育与人们对阅读、写作和计算等基本能力的诉求有某种一致性。第二是对“素养”的参考，在中，人们参与决策，无论是直接投票还是间接选举，前提都是需要掌握相关的知识。

　　“科学素养”这一富有影响力的概念，是由米勒（Jon D. Miller）提出的，其定义包括基础课本上关于科学事实的基本知识；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比如概率推断和实验设计；对科学技术积极成果的正确评价；对迷信比如占星和算命的。米勒本人的调查成为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年一次的科学素养调查的基础，该调查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

　　对知识的测量是“科学素养”这一范式的关键问题。知识可以通过类似课本测验的方式来衡量，调查对象被要求对某个科学事实的陈述做出正确、错误或者不知道等判断。其中一些题目已经在全球“声名狼藉”，比如判断“太阳绕着地球转”、“电子比原子小”或“所有的放射性都是人造的”等陈述的对与错，答对1个得1分。制定这种简短明确的、具有权威答案的陈述，需要在科学的众多领域中权衡题目难易，这是一个经验性问题。最近“题目反应论”已被引入讨论：作为素养指标，只有所有题目结合在一起时才有价值，单独的题目毫无意义。然而，公众演说家和大众媒体却常常挑选公众对某些单独题目的答案来说明公众的无知。例如，2005年10月25日的《伦敦观察者报》就引用了美国有线新闻网对“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一个单独的题目测试结果，以说明“美国人的世界观”有问题。

　　什么才算科学知识呢？米勒提出两个维度：事实和方法。还有人认为，理解科学的关键在其过程而不是事实。因此，对不确定性、同行评议、科学争论以及重复实验等问题的认识也应该在科学素养评估中得到体现。此外，科学制度及科学政策的相关知识至今被关注较少。

　　素养范式出于知识缺乏的考虑，提高科学素养的阻力主要在公共教育领域。科学素养的缺失，需要加强对学校课程方面的关注，以及要持续接受教育来达到一定的目标。

　　对素养范式的批评集中在概念性和经验性等问题上。米勒定义的科学素养包括“对科学成果的积极评价”，这就排除了对科学持有消极态度的知识渊博人士；还提出信仰占星术的人被认为不具备科学素养，实际上这也是经验性问题。此外，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使得生活更健康、便利、舒适或科学带来的益处远大于害处”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经验性问题，而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Z6尊龙凯时官方网站许多国家已经开始了对成年人进行科学素养调查，如美国、加拿大、中国、巴西、印度、韩国、日本、保加利亚、瑞士、新加坡、英国、德国、法国以及许多其他欧盟国家。NSF公布了不同国家科学素养的“排行表”。排行存在的问题仍然是标准的公平性。一套特定的知识题目对某些国家来说或许存在“偏向性”，因为各国的科学基础不同。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众理解科学”的说法受到关注。在英国，关于“公众理解科学”的标志性事件是1985年的一份富有国际影响的报告皇家学会报告。“公众理解科学”范式保留了原来对公众缺失模式的论断，不同的是，已开始重视公众的态度。

　　对“公众理解科学”而言，研究议程从对知识的测量转变到评定公众态度，开始关注以下领域：对科学评定的可信态度的建构，既有态度中潜在的“默许反应偏见”，普通态度与特定态度的关系，兴趣水平排序问题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研究的焦点。

　　“公众理解科学”范式认为需要做的是教育公众或者引导公众。该范式唤起了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议程。两者均同意态度缺失的判断公众对科学技术欣赏不足；但两者就如何去改善这种缺失并不一致。对标准的理性主义者而言，态度是用理性头脑处理信息的结果，而“公众理解科学”的格言是：“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喜爱它”，因此知识贫瘠是消极态度和存有偏见的风险意识的决定因素。对现实主义者而言，价值和情感是生活的本质，人们最关注的是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科学是一种诉求，和轿车、洗衣粉没什么区别。因此，它们在市场份额、形象、目标选择和信息定位上会受到同等对待。因此英国的科学消费者被分为六个群体：坚定的信仰者、科技偏好者、支持者、相关者、不确定者、“与我无关者”。

　　对于“公众理解科学”的批评则集中在制度性病态方面。“科学素养”和“公众理解科学”范式都假定了公众处于缺失状态，即公众缺乏足够或恰当的知识，因此未能充分显示出积极的态度或者“合理的”风险意识。但一些批评指出，更重要的是产生于地方性争论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与境里的知识”。

　　1986年到1991年之间，有关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英国研究项目曾致力于如何研究公众对科学的理解。1993年温内（Wynne）把缺失模型视为“制度性病态”的一种表征：科学参与者在面对公众时表现忧虑并且缺乏宽容。缺失模型是一种自私的修辞工具并且处在恶性循环的中心，即素养欠缺的公众不能得到信任。

　　此外，“公众理解科学”范式在常识上被认定为“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喜欢”，因此对知识和态度两者关系的经验性调查直到最近仍占主导地位。调查的确显示在知识和积极态度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性，但也显示了并非所有有素养的公众都会对科学表现热情；对一些人而言也会对科技“由熟悉导致不屑”。此外，知识并不是态度积极与否的标准，而是有无态度的标准，基于知识而产生的态度，无论消极还是积极，更可能对原有态度的改变。许多公众理解科学调查比较了对科学和对生活其他方面的兴趣。由欧盟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整体数据显示，在1992年到2001年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在下降，然而知识在增长。这一趋势表明了“熟悉产生漠视”。

　　“科学与社会”范式认为，科学和技术在社会中运作，因此会与社会的其他部门产生关系。该范式认为，从各种证据可以看出，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存在“公众信任危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表明一种约定的破裂，需要重新协商。

　　该范式认为，公众的协商和参与是重建公众信任的新途径。2000年，英国上议院的报告列出了许多协商活动的形式，比如公民评判团、协商测验、听讼、共识会议、全国讨论等以促进公众参与和重建信任。公众参与的努力应该及早实施，即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开始，以便进行早期的输入而不仅仅是对既有事实的因果反应。。

　　由于“科学与社会”的范式关注转向公众参与和完美的媒介，因此对于这个范式的批评也主要集中于公众和科学机构、工业机构和政策制定机构之间的媒介。

　　从“科学素养”到“科学与社会”是一条进步之路吗？“公众理解科学”研究者声称他们已经抛弃了狭隘的对科学素养的关注而转向了态度研究。对“科学与社会”的参与者而言，对素养和公众态度的研究，与缺失模式一样过时，公众参与等问题才是新的研究使命；经验性的社会研究在某种程度成了时代的错误。讽刺的是，对参与制定政策评估的要求引起了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传统范式的复兴。不过由于对其历史的无知，这些传统模式的复兴可能会另辟蹊径。此外，2006年对教育成就的国际调查（PISA）已经关注“科学素养”了，虽然只是针对学龄儿童，但这些国际性研究可以很好地再次发起有关素养的讨论。大胆做个预测的话，建立在调查基础上、聚焦于群体和媒体分析的公众理解科学研究将会复兴，尽管只限于较为宽泛的科学和社会框架内。

　　只要科学和技术还没有统一，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科学家对公众的理解将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在这个变化的与境中，我们要正视公众理解科学研究的四个主要领域：调查证据与境化的不同方法；文化标准；纵向数据整合和分析；对数据范围的扩展。

　　公众对科学的兴趣、认识和态度也一定可以在“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及其动机、参与者、活动、资源的与境中体现出来。对许多人而言，“公众理解科学”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战斗口号，成为聚众并取得更佳战绩的一杆旗帜。

　　传统上是由著名科学家向广大公众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播。但是，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或者通俗读物上也有专业的科学作家。在科学博物馆和更多新生的科学中心也有许多工作人员在从事普及工作。此外，科学实验室、科学团体和大学中的新闻发布员也逐渐增加。他们的活动包括展览、科学节、新闻通告、媒体办公、媒体上的科学报道、广播和电视、通俗科学读物和电影、听证会、会议、因特网、协商会议、审议式调查、圆桌会议、公民评判团等。这些活动以新的传播技术拓展了传播范围。科学传播训练的辅助措施已经扩展行业自哺行业，并成为可利用资源的一部分。所有这些活动都吸收了公共和私人赞助。资源同时包括可把科学与公众联系得更紧密的理念和动机等。

　　现在急需的是一份国际公众理解科动的详细清单。席勒（Schiele）在1994年对欧洲、北美、非洲、澳洲以及日本的运动进行了初步整理；2002年马撒拉尼（Massarani）等人对巴西的进行了梳理。2002年欧洲委员会出版了专家小组报告《RTD（欧盟研究与技术发展计划）文化的提升和公众理解科学》。该报告显示尽管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提及到了“缺失模式”，但欧洲在活动方式和水平上存有差异。

　　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多数政府对其自身正在从事的活动缺乏一定知识。投资于公众理解科学行动的有意义的计划几乎找不到，更别说“附加价值”了。此外，除了少数国家外，很少有国家为了与外行受众进行交流活动而配备科学研究者，尽管相关许诺已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令人惊讶的是，工业参与者已显现出对公众理解科学兴趣的增长，并且正朝着作为企业公共关系的一部分公众参与方向推进。后一趋势的发展超出公共关系和市场行为有多远，还要拭目以待。

　　素养和态度的观念是整个国家科学基础总体框架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其“科学指标报告”中便包含了素养调查。加拿大的研究者提出一个详细的公众理解科学指标系统，包括对教育、大众媒体的发行量以及公众理解的衡量。最近，印度已经着手其第一份《印度科学报告》。欧盟展开了公众理解的临时调查，但是它们迄今依然是孤立的，没有成为政府科学标准以及创新考核的一部分。

　　公众理解科学指标的双重目的激发了不同类型的数据分析。作为行动指标，典型的分析对象是国家政体。对文化指标而言，分析的对象应该更加灵活。比较性分析可聚焦于集中的反应模式，它显示出根植于跨文化环境的独特态度模式。调查分析、人类学资料以及当前官方社会学统计将非常有益。价值观的空间分布被发现与整个欧洲的历史血缘关系的变更有关，这可作为如何描述科技文化的一个模型。

　　有关调查和缺失概念的争论催生了研究的替代方案，比如对焦点访谈和文本材料的语篇分析。大众媒体调查，特别是报纸，是非常有效且极易得到历史性扩展的。这些资料揭示了诸如最近25年来科学新闻的医学化倾向等长期趋势，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关注的重大长期波动。

　　目前，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仍由令人震惊的“简单印象式”研究所主导，比如“20%的公众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或“35%的公众认为普通番茄并不含有基因”等等。然而，这些数据只有在与时间的增减、空间的高低等类似条件相结合时，比较才有意义。

　　美国的科学素养调查从1979年开始每两年一次，英国则是1986Z6尊龙凯时官方网站、1988、1996、2000、2004各年一次；法国1972、1982、1989、1996各年一次、欧盟1989、1992、2000、2005各年一次。这些数据大体上支持了纵向分析，但还没有被系统整合。美国NSF（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把科学指标资料进行统一，其中包括1979年到2001年的调查数据。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也作了类似努力，该项目多年来致力于收集公众对有关科学和技术不同问题的理解资料。欧盟和欧盟调查委员会应当效仿这一点。统一的资料库将会标准化和与境化。综合的资料库以及纵向模型会给公众理解科学研究带来改变。我们最终会看到跨国家与境的公众理解科学的动态模型。

　　此外，代表性分析已显示出兴趣、知识和态度之间的相关性自身是一个变量。对其考查产生了公众理解科学的“两种文化模型”。在这种分析中，工业化国家（如法国、英国）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如葡萄牙、爱尔兰）的公众理解科学在兴趣、知识和态度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而在后工业化国家（如丹麦、德国），这种相关性就非常低了。2002年阿勒姆（Allum）、博伊（Boy）和鲍尔（Bauer）等3人通过欧洲部分地区成功检测了这一模型。

　　最近，《印度科学报告》以及在拉美、中国、日本和南非建构调查指标的尝试将会使这一数据库全球化。不过，要想最终测试关于“公众理解科学的两种文化”的假设，就需要任一与境中的纵向数据。这种以模型为基础的纵向分析可以使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与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公民认识论”展开丰富讨论，例如在全球化背景下科技文化多样性的问题。

　　此外，作者主张“正式并合理地”扩展数据范围，尽管这一方法有待发展，但它却像公众理解科学一样，是一种多学科咨询领域利用一种纵向视角来发展既有的方法，可能会对其他学科作出重大贡献。

　　只要科学与社会还不是全然一样的领域，公众理解科学、科学家理解公众的问题将依然存在。如此，未来几年在这一领域定将出现丰富、蓬勃的研究活动。